這種思維方式是指在思維過程中離不開物象，以想象為媒介，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事理的思維方法。它發展形成於《易經》，其本質是一種比附推論的邏輯方法，與整體思維互補並具有模糊性等特點。這種思維方式與抽象思維、形象思維、頓悟思維有聯絡又有區別，在中國傳統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取象思維方式是易學文化精神在現代思維方式中極具價值的部分。?關鍵詞：易經； 取象； 思維方式；比附推論一取象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這種思維方式是從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運用著的又頗具神祕色彩的一種思維方法，它發展形成於《易經》，是易學文化精神在現代思維方式中極具價值的部分。對此，筆者討論如下：??取象思維方式本文界定為：在思維過程中離不開物象，以想象為媒介，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的核心是以具體事物為載體，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質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直接推論的邏輯方法。它起源於原始時代，發展形成於《易經》。原始人處於人類文明的史前期，他們在長期的生存鬥爭中，已經具備了原始的取象思維能力，其思維水平如同孩童一樣，頭腦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實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詞都是他們所接觸的實物符號，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包括同一性質的物群的種屬詞彙，也沒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語詞。例如，他們只有這個人、那個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沒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種的某一棵樹的概念，而沒有“樹”的一般概念。隨著思維的發展，他們逐漸地把某些專用名詞移用到相關的物類，表示物類的共同性質，由此產生了表達取象思維的用語。其特點是語言中尚沒有這個語詞，而找一個與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關的實物表示出來。例如：“像石頭”表示“硬”、“像太陽”表示“熱”、“圓”等等。這裡“硬的”、“熱的”、“圓的”等表示抽象的語詞，是從他們印象最深的石頭、太陽這些實物中抽取出來的，這是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就已表明人類思維已經進入到了簡單的比附推論的階段。比附推論是取象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徵。這種思維方式在《易經》中得到了發展、完善，使之逐步成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易經》中的卦象是其推測所佔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據。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等等，並試圖以此表現出宇宙萬物的變化，進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卦爻辭也大多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來闡釋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辭：“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這是說一個人被石頭絆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見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這是把人處坎坷境地，又依靠壞人，必無好結果的抽象道理，寓於對具體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體的事象聯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又如《乾》卦寫龍隱龍現。《井》卦寫井谷射鮒。《大壯》卦寫羝羊觸藩等等。通過對“龍”等具體事物的描述，意在闡釋與之有一定相關的抽象事理，即不是為了說明“龍”等具體事物本身，而是通過對這些具體事物的描述，啟發人們想象，去悟知出一個抽象的事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取象思維方式。?取象思維的本質是一種比附推論的邏輯方法。所謂比附推論是指通過想象，由具體事物直接推知一個抽象事理的邏輯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經·大過》九二爻辭：“枯楊生，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這裡將自然界的枯楊生，與人間的老夫娶少女聯絡起來，取其相似點，進行想象，然後比附推論出“無不利”的結論。意在告訴求卦者，所佔問之事將大吉大利。《易經》設卦觀象，通過想象這一媒介，比附推論出“意”，象及卦爻辭是可見的，而“意”是不可見的，不好說清道明的，對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容，人們只要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便可得到，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魚忘筌”的思維祕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選取的具體事物，而其思維過程是比附推論，思維方式是取象思維。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有二：一是與整體思維的互補，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取象思維與整體思維的互補，建構了《易經》的思維框架。《周易》古經，以它特有的表達形式，充分注意到了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構成這一整體的基本框架。在這裡，人和自然是處在完全統一的結構之中的，這一整體觀與取象思維方式互相補充，也就是說，在取象思維過程中，有整體思維，而整體思維賴以形成的基礎又是取象之辭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組合，而這當中也離不開取象思維。例如《乾》卦，以“龍”為具體取象物，通過龍的“潛”、“見”、“躍”、“飛”、“亢”等不同處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全過程，這裡取象思維和整體思維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得意忘象”是指“意”盡得而忘“象”；“得魚忘筌”是抓到“魚”而忘“筌”，盡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體地去把握，可見，有而且只有整體思維的互補，才是提高運用取象思維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證。取象思維方式的模糊性，是指運用這種思維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義性，因為它不具備必要的敘述，以致於見仁見智，公說婆說，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模糊性又是因為靠想象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楊生*,”與“老夫得其女妻”之間的所謂聯絡，完全是靠想象得來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為榮現象和社會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聯絡起來，推論出“無不利”，其模糊性可謂大矣。二?取象思維方式不同於抽象思維方式。因為抽象思維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逐級構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礎上構成判斷，在判斷的基礎上進行推理。由已知的東西出發推得新的知識，它具有間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屬”、“銅”、“能導電”是三個概念，分別組成(1)金屬能導電，(2)銅是金屬，兩個判斷，再由這兩個判斷組成如下推理：?金屬能導電， 銅是金屬；所以，銅能導電。?從中可見，抽象思維中前提真實，推理過程合乎規則，就能得出一個必然性的結論。上例的邏輯結構可概括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這裡“M”一般指稱為“中項”。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這是抽象思維方式得出正確結論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這些內容，取象思維方式都不具有，這些是取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區別的根本所在。因為取象思維方式的所謂前提是一些具體事象，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絡，只能靠想象這一媒介去推知一個事理，沒有論證過程，所以結論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結論的真實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們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說抽象思維方式能訓練人們思維的嚴密性，那麼，取象思維方式卻只能提高人們的想象力，培養人們的悟性。?形象思維方式，又稱藝術思維，是文學藝術創作者從觀察生活，吸取創作材料到塑造藝術形象這整個創作過程中所進行的主要的思維活動和思維方式。形象思維要遵循認識的一般規律，也就是通過實踐由感性到理性，逐漸對事物本質進行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形象思維不脫離具體的形象。但必須要捨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作家、藝術家的思維是在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之後，選取並憑藉種種具體的感性材料，通過想象、聯想和幻想，伴隨著強烈的感情和鮮明的態度，運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義的藝術形象，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凡此種種，表明形象思維與取象思維的區別是明顯的。雖然它表面上與取象思維一樣，都有“具體的形象”，也都要“通過想象”等等，但本質上卻不同，主要在於形象思維是不脫離具體的形象，通過想象、聯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藝術形象。例如魯迅在談自己創作“阿Q”這個藝術形象時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金隱銘?魯迅小說全編桂林：灕江出版社，1996.383）魯迅先生點明瞭《阿Q正傳》是“依了自己的覺察”寫出來的，目的是“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這些正如上述一樣，其創作過程運用的正是形象思維方式。從“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魯迅先生所具有的豐富的藝術修養和創作經驗，所以他能夠捨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去塑造出“阿Q”這一完整的藝術形象。而取象思維則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經驗及對具體的事物的感受而生髮出來的一種思維活動方式，一種推論的邏輯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兩端或有聯絡，或無聯絡，有的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說，取象思維方式重在通過具體事物，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維方式主要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達到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二者的區別可見一斑。 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也有明顯的區別。頓悟思維又稱“靈感”，是指人們在認識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問題，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時候，由於某種偶然因素的啟發，答案突然在頭腦中產生，這個思維過程便是頓悟思維。例如阿基米德躺進浴盆的瞬間，看見水溢位水盆而頓悟出浮力原理等。頓悟思維方式的產生及完成過程，必須以思維者具有足夠的思考養料的儲備為前提，方可對某一問題在百思不得其解時而突然有所領悟，否則是“悟”不出什麼東西的。 雖然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在進行思維活動時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頓悟思維方式的成功運用，能使思維者有所發明或創造，所以，有人將這種思維方式稱為創造型思維。其結果是令人“茅塞頓開”；而取象思維方式運用的結果，不會有什麼發明創造，因為取象思維所比附推論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雖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個範圍，只是人們對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對於“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句詩，人們可以比附推論到愛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從事教師等職業的人身上，去讚美那些敬業愛崗、勤奮努力的人們，其結果是讓人們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維方式是一種“體悟”而不是“頓悟”。 取象思維方式與象徵之間的關係比較特殊。象徵是文藝創作的表現手法之一，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以表現與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魯迅先生的小說《藥》，結尾用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徵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楊朔的散文《白楊禮讚》中的“白楊”象徵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等等。可見，象徵一般說來，是在藝術創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體現象，表達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體形象”的本身，是一個具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的東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它的含義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墳上的花圈”，便啟發讀者聯想：這需要有人為紀念來送花圈到墳上，再由“夏瑜”的墳，想到革命者後繼有人，所以說：“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徵著“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這個解釋，說明象徵要放到具體的作品中去，聯絡作品的主題，讓讀者把握其象徵手法。離開具體作品，單獨一個命題也可運用象徵這個語詞，如“長城象徵著中華民族”等等。這樣明說的“象徵”沒有歧義，因而能得到人們的共識。象徵雖然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但其發生的思維方式的支點，我們認為是取象思維方式。因為象徵的過程中具有“具體物象”並“靠想象”、“比附推論”出一個結論來等要素，而這些恰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從這點出發，我們認為象徵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 三 取象思維方式反映了中國人善於含蓄、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及其對客觀事理闡釋的思維特點。這種思維方式，充溢著中國人對朦朦朧朧的美感的偏愛，在中國古代哲學、天文學、農學、醫學、建築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響著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維方式。這是易學文化精神及其在現代極具價值的重要部分。限於篇幅，本文僅舉古詩當中和現代語言中運用取象思維的例子，說明如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詩經·碩鼠》) 這首詩根據碩鼠不勞而獲的屬性，通過想象，以藝術形式比附推論出剝削者如同碩鼠，不勞而獲，貪得無厭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隱《無題》中的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是千百年來被人們公認的詠唱愛情的佳句這種思維方式是指在思維過程中離不開物象，以想象為媒介，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事理的思維方法。它發展形成於《易經》，其本質是一種比附推論的邏輯方法，與整體思維互補並具有模糊性等特點。這種思維方式與抽象思維、形象思維、頓悟思維有聯絡又有區別，在中國傳統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取象思維方式是易學文化精神在現代思維方式中極具價值的部分。?關鍵詞：易經； 取象； 思維方式；比附推論一取象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這種思維方式是從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運用著的又頗具神祕色彩的一種思維方法，它發展形成於《易經》，是易學文化精神在現代思維方式中極具價值的部分。對此，筆者討論如下：??取象思維方式本文界定為：在思維過程中離不開物象，以想象為媒介，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的核心是以具體事物為載體，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質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直接推論的邏輯方法。它起源於原始時代，發展形成於《易經》。原始人處於人類文明的史前期，他們在長期的生存鬥爭中，已經具備了原始的取象思維能力，其思維水平如同孩童一樣，頭腦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實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詞都是他們所接觸的實物符號，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包括同一性質的物群的種屬詞彙，也沒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語詞。例如，他們只有這個人、那個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沒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種的某一棵樹的概念，而沒有“樹”的一般概念。隨著思維的發展，他們逐漸地把某些專用名詞移用到相關的物類，表示物類的共同性質，由此產生了表達取象思維的用語。其特點是語言中尚沒有這個語詞，而找一個與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關的實物表示出來。例如：“像石頭”表示“硬”、“像太陽”表示“熱”、“圓”等等。這裡“硬的”、“熱的”、“圓的”等表示抽象的語詞，是從他們印象最深的石頭、太陽這些實物中抽取出來的，這是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就已表明人類思維已經進入到了簡單的比附推論的階段。比附推論是取象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徵。這種思維方式在《易經》中得到了發展、完善，使之逐步成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易經》中的卦象是其推測所佔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據。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等等，並試圖以此表現出宇宙萬物的變化，進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卦爻辭也大多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來闡釋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辭：“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這是說一個人被石頭絆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見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這是把人處坎坷境地，又依靠壞人，必無好結果的抽象道理，寓於對具體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體的事象聯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又如《乾》卦寫龍隱龍現。《井》卦寫井谷射鮒。《大壯》卦寫羝羊觸藩等等。通過對“龍”等具體事物的描述，意在闡釋與之有一定相關的抽象事理，即不是為了說明“龍”等具體事物本身，而是通過對這些具體事物的描述，啟發人們想象，去悟知出一個抽象的事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取象思維方式。?取象思維的本質是一種比附推論的邏輯方法。所謂比附推論是指通過想象，由具體事物直接推知一個抽象事理的邏輯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經·大過》九二爻辭：“枯楊生，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這裡將自然界的枯楊生，與人間的老夫娶少女聯絡起來，取其相似點，進行想象，然後比附推論出“無不利”的結論。意在告訴求卦者，所佔問之事將大吉大利。《易經》設卦觀象，通過想象這一媒介，比附推論出“意”，象及卦爻辭是可見的，而“意”是不可見的，不好說清道明的，對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容，人們只要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便可得到，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魚忘筌”的思維祕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選取的具體事物，而其思維過程是比附推論，思維方式是取象思維。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有二：一是與整體思維的互補，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取象思維與整體思維的互補，建構了《易經》的思維框架。《周易》古經，以它特有的表達形式，充分注意到了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構成這一整體的基本框架。在這裡，人和自然是處在完全統一的結構之中的，這一整體觀與取象思維方式互相補充，也就是說，在取象思維過程中，有整體思維，而整體思維賴以形成的基礎又是取象之辭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組合，而這當中也離不開取象思維。例如《乾》卦，以“龍”為具體取象物，通過龍的“潛”、“見”、“躍”、“飛”、“亢”等不同處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全過程，這裡取象思維和整體思維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得意忘象”是指“意”盡得而忘“象”；“得魚忘筌”是抓到“魚”而忘“筌”，盡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體地去把握，可見，有而且只有整體思維的互補，才是提高運用取象思維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證。取象思維方式的模糊性，是指運用這種思維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義性，因為它不具備必要的敘述，以致於見仁見智，公說婆說，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模糊性又是因為靠想象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楊生*,”與“老夫得其女妻”之間的所謂聯絡，完全是靠想象得來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為榮現象和社會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聯絡起來，推論出“無不利”，其模糊性可謂大矣。二?取象思維方式不同於抽象思維方式。因為抽象思維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逐級構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礎上構成判斷，在判斷的基礎上進行推理。由已知的東西出發推得新的知識，它具有間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屬”、“銅”、“能導電”是三個概念，分別組成(1)金屬能導電，(2)銅是金屬，兩個判斷，再由這兩個判斷組成如下推理：?金屬能導電， 銅是金屬；所以，銅能導電。?從中可見，抽象思維中前提真實，推理過程合乎規則，就能得出一個必然性的結論。上例的邏輯結構可概括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這裡“M”一般指稱為“中項”。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這是抽象思維方式得出正確結論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這些內容，取象思維方式都不具有，這些是取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區別的根本所在。因為取象思維方式的所謂前提是一些具體事象，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絡，只能靠想象這一媒介去推知一個事理，沒有論證過程，所以結論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結論的真實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們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說抽象思維方式能訓練人們思維的嚴密性，那麼，取象思維方式卻只能提高人們的想象力，培養人們的悟性。?形象思維方式，又稱藝術思維，是文學藝術創作者從觀察生活，吸取創作材料到塑造藝術形象這整個創作過程中所進行的主要的思維活動和思維方式。形象思維要遵循認識的一般規律，也就是通過實踐由感性到理性，逐漸對事物本質進行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形象思維不脫離具體的形象。但必須要捨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作家、藝術家的思維是在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之後，選取並憑藉種種具體的感性材料，通過想象、聯想和幻想，伴隨著強烈的感情和鮮明的態度，運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義的藝術形象，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凡此種種，表明形象思維與取象思維的區別是明顯的。雖然它表面上與取象思維一樣，都有“具體的形象”，也都要“通過想象”等等，但本質上卻不同，主要在於形象思維是不脫離具體的形象，通過想象、聯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藝術形象。例如魯迅在談自己創作“阿Q”這個藝術形象時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金隱銘?魯迅小說全編桂林：灕江出版社，1996.383）魯迅先生點明瞭《阿Q正傳》是“依了自己的覺察”寫出來的，目的是“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這些正如上述一樣，其創作過程運用的正是形象思維方式。從“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魯迅先生所具有的豐富的藝術修養和創作經驗，所以他能夠捨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去塑造出“阿Q”這一完整的藝術形象。而取象思維則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經驗及對具體的事物的感受而生髮出來的一種思維活動方式，一種推論的邏輯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兩端或有聯絡，或無聯絡，有的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說，取象思維方式重在通過具體事物，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維方式主要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達到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二者的區別可見一斑。 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也有明顯的區別。頓悟思維又稱“靈感”，是指人們在認識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問題，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時候，由於某種偶然因素的啟發，答案突然在頭腦中產生，這個思維過程便是頓悟思維。例如阿基米德躺進浴盆的瞬間，看見水溢位水盆而頓悟出浮力原理等。頓悟思維方式的產生及完成過程，必須以思維者具有足夠的思考養料的儲備為前提，方可對某一問題在百思不得其解時而突然有所領悟，否則是“悟”不出什麼東西的。 雖然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在進行思維活動時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頓悟思維方式的成功運用，能使思維者有所發明或創造，所以，有人將這種思維方式稱為創造型思維。其結果是令人“茅塞頓開”；而取象思維方式運用的結果，不會有什麼發明創造，因為取象思維所比附推論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雖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個範圍，只是人們對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對於“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句詩，人們可以比附推論到愛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從事教師等職業的人身上，去讚美那些敬業愛崗、勤奮努力的人們，其結果是讓人們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維方式是一種“體悟”而不是“頓悟”。 取象思維方式與象徵之間的關係比較特殊。象徵是文藝創作的表現手法之一，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以表現與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魯迅先生的小說《藥》，結尾用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徵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楊朔的散文《白楊禮讚》中的“白楊”象徵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等等。可見，象徵一般說來，是在藝術創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體現象，表達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體形象”的本身，是一個具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的東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它的含義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墳上的花圈”，便啟發讀者聯想：這需要有人為紀念來送花圈到墳上，再由“夏瑜”的墳，想到革命者後繼有人，所以說：“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徵著“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這個解釋，說明象徵要放到具體的作品中去，聯絡作品的主題，讓讀者把握其象徵手法。離開具體作品，單獨一個命題也可運用象徵這個語詞，如“長城象徵著中華民族”等等。這樣明說的“象徵”沒有歧義，因而能得到人們的共識。象徵雖然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但其發生的思維方式的支點，我們認為是取象思維方式。因為象徵的過程中具有“具體物象”並“靠想象”、“比附推論”出一個結論來等要素，而這些恰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從這點出發，我們認為象徵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 三 取象思維方式反映了中國人善於含蓄、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及其對客觀事理闡釋的思維特點。這種思維方式，充溢著中國人對朦朦朧朧的美感的偏愛，在中國古代哲學、天文學、農學、醫學、建築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響著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維方式。這是易學文化精神及其在現代極具價值的重要部分。限於篇幅，本文僅舉古詩當中和現代語言中運用取象思維的例子，說明如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詩經·碩鼠》) 這首詩根據碩鼠不勞而獲的屬性，通過想象，以藝術形式比附推論出剝削者如同碩鼠，不勞而獲，貪得無厭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隱《無題》中的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是千百年來被人們公認的詠唱愛情的佳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