仫佬族歷史故事，由弱變強人亦是如此

每一個民族都有着一個偉大的歷史故事，在以前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條件並不是很好，那時候什麼都還沒有得到發展，我們依然是貧苦的農民，但是慢慢的我們靠自己的努力使民族慢慢的強大、豐富起來，想要去聽聽仫佬族的歷史故事嗎？和小編一起走進仫佬族的傳奇故事裏面吧。

在嶺南廣西地區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遺物，有以繩紋粗陶為代表的釜、罐等；也有桂林甑皮巖出土的蚌殼、石斧、石杵、石鑿、骨針、骨錐等，這些文化遺物，經碳（14）測定年代為8000—9000年左右。這説明在百越族羣的先民中。仫佬族中流傳“兄妹為婚”的故事。説婚後生下肉團，把他砍碎，拋撒四野，變成人類。它反映了仫佬族的先民，曾經歷過母系氏族原始羣婚的階段。

近年來在隆安大龍潭遺址發現的碳屑，碳（14）測定年代為6500年上下。在欽州那丙公社獨北禾塘嶺出土的木炭，碳（14）測定年代為4500年左右。這兩處古文化遺址的發現，説明仫佬族先民在4000—5000年前，已處於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其生產力有了新的發展，火的使用更加廣泛普遍，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由母系氏族轉變為父系氏族社會。

公元前三世紀的戰國末年，居住在嶺南西部一帶的仫佬族先民，被稱為西甌駱越民族，當時已進入了階級社會。秦漢時期，秦始皇統一嶺南後，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設官置吏，把嶺南統一在中國範圍內，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漢代又分為九郡，仫佬族地區屬潭中縣地。從此仫佬族先民進入了祖國民族大家庭，嶺南成為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時大批的漢族人民，先後進入嶺南與西甌駱越民族雜居，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嶺南越族的融合和分解，加速了西甌駱越民族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

隋唐時代，中央封建王朝，對嶺南西部地區的統治，進一步加強了。唐代，既逐步增加了州縣的設置，派來了大批漢官進行直接控制，同時又設置了幾十個羈縻州縣，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長吏，採取了“去者不追，來者羈之”的羈縻政策。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平肖銑後，以隋代義熙縣地置融州。領融水、武陽等縣地，後改安修縣。仫佬族地區屬安修縣，為桂州都督府管轄。這一時期，仫佬族的先民俚僚社會經濟，已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牛耕開始出現，稻田耕作技術有了提高，手工業的冶煉、淘金、製陶、採銅等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中央封建王朝，又把一些着名的文學家或官員，如柳宗元、李商隱、元結等人貶來（或派來）嶺南做官，他們在那裏設館開班，傳播中原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思想。但仫佬族先民居住的天河、安修、武陽等地仍然存在奴隸制。

宋代，是仫佬族先民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宋太祖開寶5年（公元972），以桂州琳洞地置羅城縣。先隸融州，後屬慶遠。委來漢官管轄，廢除五代時的煩苛賦斂。宋仁宗皇佑年間，中央王朝鎮壓儂智高的起兵以後，在桂西廣大地區普遍建立土司機構，伶僚族住居的羅城、天河等地區設漢官統治。根據宋朝廷派到宜州任職的沙世堅撰《思恩府蠻人請留鹽錢論碑》記載：當時仫佬族先民的民族頭人，被侮稱為“蠻長”。

明王朝建立後，一方面繼承了宋、元之制，在羅城、天河、宜山等仫佬族住區設流官，推行裏甲制度，調整統治轄區，進行更加嚴密的統治；另一方面，則在縣官之下，增設了土巡檢司、鎮和寨堡等基層機構，利用當地少數民族頭人為官，把流官與土官的統治結合起來。洪武二年（1369），分融縣（融安、融水兩縣境）管轄的東隅裏、西一里、西七裏、西九里、東五里、東九里、平東里、平西里、高元裏、佈政裏、安祥裏、樂善裏等十三裏的688村劃歸羅城縣。洪武34年（1402）設立安祥、樂善二里、莫離、武陽、通道三鎮和寨那、寨印、寨城、寨嶺等四堡，大力推行堡兵制度，加強軍事統治。明英宗正統12年（1447）2月，又建立了中峒鎮、保江鎮、理源鎮等三巡檢司，把原來的莫離鎮巡檢司移於東江莫埠，安湘鎮巡檢司移於郭城隘，樂善鎮巡檢司於煩口，通道鎮巡檢司於高縣裏。明憲宗弘治9年（1496）9月，“析天河縣十八里地置永定長官司”，下設東禪鎮、思農鎮、歸仁鎮等土巡檢司，設土官、副巡檢各一員。在天河縣和河池州之南（今羅城宜山縣境），分設永順副長官司和永順正長官司，以壯族土酋韋萬妙等為土官。這些統治者。既有漢官，又有本地少數民族首領。

統治控制進一步加強，雙重需索，苛斂之重，仫佬族人民遭受的壓迫和剝削更慘重了。面對這些殘酷的現實，統治階級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不能不有所感歎。如弘治13年（1500）任總督兩廣的劉大夏曾説：“官無定製，上有十羊九牧之擾，民無定役，下有皂隸馬伕之費”，“利重於名，徒曾民害”。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統治者有如坐針毯之感。弘治18年（1505），羅城縣封建統治者被迫採取了“革重耗，減鹽引，招集流移，勸墾荒田”的措施。但是，在封建專制的統治下，這些改革措施，是無法徹底實行的。相反地，隨着時間的推移，各種繁重苛賦仍然不斷增加。至萬曆年間（1573-1619），封建王朝每年向羅城縣各族人民榨取的田塘税面積達1910頃，徵收夏秋兩季税米達6821石，還有折色解司銀527兩。這些數字，在當時人口少、生產力低的情況下，對各族人民不能不是一項極為沉重的負擔。

廣大勞動羣眾除了受封建專制的壓迫剝削外，還受到水、旱、蟲等自然災害和疾病的威脅。據文獻記載，從元朝大德初到明末的三百多年間，發生比較大的自然災害十多次。在此天災人禍相繼降臨，各族人民求生無路，一系列的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象活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

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羅城縣韋公成乾率領壯族、仫佬族羣眾進行反抗鬥爭，聲勢浩大，威震柳州、慶遠各地。明王朝派出官吏王煜前往招撫，“柳州等府、上林等縣僮民樑公竦等六千户，凡男女3300餘口，及羅城縣土酋韋公成乾等三百餘户復業，……仍隸籍為民”。仁宗洪熙元年（1425），思恩縣的覃公旺，率眾二千起事，稱都督。河池縣覃公新，聯合忻城、宜山莫往等地峒民韋萬黃等四千餘人，起而反抗，四面出擊，殺官吏，開倉庫，濟貧困，深受各族人民擁護。仫佬族人民也參加了這一聲勢浩大的鬥爭。明王朝感到嶺南多事，風無寧日，派鎮遠候顧興祖調兵前來鎮壓，他指揮彭峯、史雄、胡斌等為前鋒，親自帶兵隨後。由於官兵眾多，起義隊伍力寡不支，在河池一仗，義軍首領韋圓、韋天黨等戰死，覃公新被俘解送京城殺害。然而革命人民是殺不絕的，只要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存在，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繼續下去。明正統8年（1443）8月，羅城縣一帶的仫佬族人民又起而反抗，奪回被官紳豪強佔去的土地。據《明實錄》載：“廣西羅城縣民地220餘頃，為洞賊所據，不得耕種，乞免税糧，從之”。起義隊伍控制了大片地方。明武宗正德6年（1511），仫佬族地區又爆發了覃驚天、韋動地方領導的人民反抗鬥爭，與大藤峽瑤族人民為主的各族人民的大起義，匯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洪流，激盪澎湃，此起彼伏，動搖了明王朝在嶺南的統治。在李自成等各族農民急風雨般的起義衝擊下，明王朝270多年的統治覆滅了。

明未，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所取得的勝利果實，被入關的清王朝篡奪了。清王朝建立後，對各族人民進行更殘暴的掠奪和屠殺，整個中國變成了民族大牢獄，仫佬族地區也不例外。

據史籍記載，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封建統治者在仫佬族地區編户置籍，把隸屬柳州府的羅城縣劃為44堡。堡設堡目，目下領兵，推行嚴密的堡兵制度。後來剝減為15堡，設堡目45人，其擁有土兵百多人。而在慶遠府屬的天河縣仫佬族地區則設堡目一，擁有堡兵32人。後來又把堡目改為千總、把總，進行更殘酷的壓迫剝削。據康熙22年郝浴編《廣西通志》説：“伶者、僮之別種。……編於版籍。賦役亦如熟僮”。又説：“宜山伶，居處、服食及婚喪，略與僮同，供賦役亦如熟僮”。這裏所謂“伶”人，指的就是羅城、宜山一帶的仫佬族稱，他們至此已正式編户置籍，與當地壯族人民一樣，擔負各種賦税、勞役。據史籍記載，順治18年，因為連年兵燹之災，人民謀生為艱，知縣于成龍曾採取了一些減免措施，以蘇民困。到了乾隆、嘉慶之後，由於統治階級的貪贓枉法，橫片暴斂，各族人民苦不堪言，僅羅城一地，每年賦額徵地丁銀達2898兩（遇閏加徵銀161兩），米1493石，倉谷12000石。當時，羅城縣範圍小，人口小，人民負擔之重，已是不言而喻。不時，仫佬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已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耕作技術已逐步提高，“馬，邑中民間多用以代耕”；手工業的打鐵、制刀、鑄犁等，已有了專門作坊製作。隨着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仫佬族地區已形成了一些初級圩市，使各族人民能夠定期的前來進行農副土特產品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換。史載：“……伶俗隨簡，種山捕獸，時至圩市交易”。與此同時，煤礦也已經成批開採。而羅城縣冷洞山，踩有煤路，可以運往就煤煎煉，試採已有成效，請準其開採煎煉。照例每煉鉛百所，抽正課20斤，撤散3斤，造冊報部稽核，户部議如所請從之”。中原的封建文化在仫佬族地區傳播也已逐漸深入了。明洪武初年，建立學宮。到清代中葉，又出現了不少的義學、社學，科學考試，除了規定每屆招收漢族及入籍者少數民族文科八名，武科八名外，又另招收少數民族的苗學二名，仫佬族已開始有一些人精通詩文詞賦而考取了舉人和秀才。

在這一歷史時期內，仫佬族地區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人們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仍然無能為力，自然災害給人們帶來的苦難仍然連年不斷。據史籍記載：

其租銀較民田加重，又有租外各項科派，土民剝削難堪，以致往往滋事”。各族人民的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的鬥爭，從清朝初年就已發生。據《羅城縣誌》載：

清順治9年（1652），李定國部攻陷柳州、羅城、宜山等地，仫佬族人民紛紛起而響應。“順治12年（1655）乙未11月，龍韜自稱義寧伯，盤踞柳、慶二府，徵收税糧，橫肆劫掠。知縣沈鴻儒，駐防副將沈邦清俱被害。清兵屢剿不克，遂攻陷柳州，留賊目賈昌全駐守，而其黨周正登立巢天河、羅城交界之山海村。……居民逃散山谷，搜出殺之。不即出者，以煙火薰死。……順治13年丙申、邑人都督温如珍，奉命剿龍韜，陣斬之，恢復柳慶。韜黨周正登、龔瑞龍，初逃大榕江，至16年官兵始盡殲之”。

反抗鬥爭的聲勢浩大，橫掃柳州慶遠兩府，持續五年之久。統治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損兵折將，最後雖把事情平息了，然而鬥爭並沒有停息。雍正7年（1729），潘世亮又領導了仫佬族等各族人民的鬥爭，搞得統治者疲於奔命，措手不及。據史籍記載，乾隆4年（1739），“慶遠府屬白土、丘索二村土蠻覃奉恩等作亂，（右江道李）錫泰被檄督兵，分五路會剿。自與副將從中路進，乘夜攀涯，抵丘索，焚其巢，遂會各路兵攻克白土，擒奉恩等，凡七日而兩寨平。捷聞，敍功第一……”。乾隆七年（1742），石金元又領導了羅城、融州等地的各族人民開展反抗鬥爭。道光元年（1821），天河爆發了餘近忠、韋士誠領導的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這些鬥爭，從清朝初年以後，一直沒有停止過，有“武陽崗（今羅城地），三年必反亂一場”的説法。它有力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者。在這樣的連綿不斷的反抗鬥爭形勢下，反動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而拼命的進行反撲，採取“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的殘暴鎮壓手段。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雖然不可避免地陷於失敗，但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生產和的進一步發展，促使了生產關係的進一步變化。農村中地主經濟逐步發展起來使許多農民喪失土地而赤貧化。歷史上推行的堡兵制度強佔去的大片田地依然保留下來。據調查資料，清光緒30年（1904）以前，由小長安牛鼻河到東門、四把一帶的幾十公里路的地區，沿途凡是以堡為村名的地方，均有堡田，數量不少。堡目掌管堡田及徵調堡丁服各種勞役大權，屬於清王朝在仫佬族地區設置的基層統治者。後來有一部分人變成了地主階級。堡丁的社會地位比農民低，按照封建統治者規定，堡丁不能參加科學考試，不能與一般農民通婚，喜慶會飲不能與一般農民共席。耕種的堡田可以不納糧，但必須為官府服各種苦力勞役，如抬轎、挑擔、供應馬草、修築城垣、道路等等，隨徵隨到，不得延誤。地位有如農奴身份，世代被束縛在土地上。另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姓宗族的祠堂田、蒸嘗田、廟田、社田等，仍然繼續存在，但數量不多。這些田屬於一姓一族公有的田地，由族長頭人掌管，租給無地缺地農民耕種，每年收入租項，作為每年全姓族公共祭拜祠堂寺廟的開支。

整個看來，當時仫佬族地區土地佔有情況，官田族田各佔1/10左右。地主富農佔有田3/10左右。農民佔有田5/10左右，荒山嶺地則屬於各個村寨或族姓公有，每一家庭均可在那裏墾植、放牧，不交租，誰種誰收。

統治階級的剝削和掠奪有增無減，自然災害也頻繁降臨。據有關地方誌書記載，從道光23年（1843）到光緒29年（1903）的60年間，仫佬族地區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達十四次之多，平均每四年多發生一次。其中旱災二次。瘟疫病四次，地震二次，蝗災一次。

就像每個人的成長，在年齡慢慢長大的同時，我們的心靈也得慢慢的經歷一些困難，慢慢的才會心裏的成熟堅強，國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