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之《春秋穀梁傳》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否是優秀的，其本質看的就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所沉浸在一個什麼樣的文化氛圍中。環境是能夠影響以至於改變整個社會的社會風氣的，社會風氣又直接影響這個民族。我國是一個文化古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世人稱讚的禮儀之邦。在時間的流逝下，我國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優秀詩篇，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儒家經典之《春秋穀梁傳》。

　　《春秋穀梁傳》 - 簡介
　　《春秋穀梁傳》為儒家經典之一。 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穀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寧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勳作《春秋穀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穀梁補註》為清代學者註解《春秋穀梁傳》的較好注本。

《春秋穀梁傳》一般認為屬於“今文經”（見經今古文學）。全書正文兩萬三千多字，採用問答體解說《春秋》，重點在闡述經義即《春秋》的政治意義，與《公羊傳》大抵同調，但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有歧異。如魯僖公四年《春秋》記：齊桓公伐楚，“楚屈完來盟於師”。《公羊傳》稱：“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肯定了齊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績。《春秋穀梁傳》卻說：“來者何？內桓師也。……於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認為齊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驁不馴，所論很不相同。

東晉範寧搜輯諸家訓釋著《春秋穀梁傳集解》，標榜兼採眾說、擇善而從，唐人楊士勳又為之作疏，成《春秋穀梁傳註疏》。清人鍾文蒸有《穀梁補註》，網羅前人遺說，可供參考。

由於《春秋》言辭隱晦，表述過於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文藝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後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只有《左氏傳》、《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

《春秋穀梁傳》 - 流傳情況
　　《春秋穀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谷粱》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穀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於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春秋穀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說法，最初傳授《春秋穀梁傳》的，是一個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說是曾受經於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後人考證，《春秋穀梁傳》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屍子日”，屍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說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並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同樣解釋《春秋》，《左傳》主要是闡述史事，是一部史書，《穀梁》則與《公羊》體例相同，採取自問自答的方式解說《春秋》的旨意，是闡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經書。《公羊》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與現實政治配合較密切；《穀梁》則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較為謹慎，認為應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主張貴義而不貴惠，通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因此宋代的《春秋》學家胡安國曾說：“其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

《春秋穀梁傳》與《左傳》、《公羊》一樣，最初與《春秋》也是“別本單行”的。到晉朝範寧作集解，就把經傳合為一書。後來唐朝楊士勳又進一步為之作疏，稱《春秋穀梁傳註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幾家為《春秋穀梁傳》作注。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經注疏》。

《春秋穀梁傳》 - 主要意義
　　讀《春秋穀梁傳》可以看《十三經注疏》本，漢代何休解詁，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註疏》，晉人範寧集解、唐人楊士勳疏的《春秋穀梁傳註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鍾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研究。漢代以後，《公羊》和《穀梁》關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學有過短暫的復甦。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討漢代的學術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瞭解《春秋穀梁傳》。

範寧所做《春秋穀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巨集軌，百王之通典也。”說得還是比較誇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穀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於泓，說些什麼“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之類的話，最後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雲：“已陳（列陣），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把這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誇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說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並論。

《春秋穀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範寧在《春秋穀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說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併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春秋穀梁傳》 - 興盛原因
　　《春秋》三傳中，屬於今文的《公羊傳》和屬於古文的《左傳》，都曾長期受到人們的矚目和重視，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的《春秋穀梁傳》則少有問津，顯得門庭冷落。實際上，西漢後期也一度有過“《穀梁》之學大盛”的局面，並影響了當時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面。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穀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一、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
　　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穀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漢武帝死後，隨著戰爭機制的解體和人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呼聲高漲，與《公羊》有密切關係的刑名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和斥責。昭帝時，議鹽鐵而罷榷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生產得到迅速恢復，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宣帝即位後，要求“稽古禮文”，實行禮樂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心態，成了大夫眾口一辭的呼聲和為政治民的準則。

在《春秋穀梁傳》中，稱引古禮之處比比皆是，如《隱公元年》載：“禮，賵人之母則可，娼人之妾則不可。”《隱公二年》雲：“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春秋穀梁傳》屢屢高揚傳統禮儀，倡導禮樂教化，貶斥非禮行為。清代鍾文說：“《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

從重民的思想出發，《春秋穀梁傳》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確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認為那些昏君暴主敗亡出奔，“民如釋重負”。對那些愛護百姓，在志民生的聖主明君，《春秋穀梁傳》認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連連稱道魯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經文有讚揚之意。同時，《春秋穀梁傳》又認為對那些只顧個人享樂，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譏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築鹿囿。”《春秋穀梁傳》說：“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說，魯成公築囿以為虞獵之地，是奪民利，是不正確的。

漢宣帝在《穀梁》學的興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歡讀《申子·君臣篇》，“頗修武帝故事”，曾拒絕王吉“述舊禮，明王制”的建議，反對太子劉奭專用德教儒術，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而後世常以武宣帝並稱。但另一方面，宣帝“貝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注意採取措施撫卹百姓，濟貧救難，多次頒佈假民公田、減免租稅、賑貸種食的詔令，要求地方官“謹牧養民而風德化”，並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獄，廢除了武帝時的許多嚴刑峻法。宣帝意識到禮樂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強傳統禮儀對社會的控制力量，使“海內興於禮讓”。

宣帝非常重視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動向，重視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而這時的儒家學說，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學偏重刑名的理論，更多地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偏重仁義王道的思想內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春秋穀梁傳》。於是，甘露三年(前51年)，在宣帝的支援下，《穀梁》學被立為官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二、強調宗法情誼
　　在力主禮治的同時，《春秋穀梁傳》還強調宗法情誼，這可以利用來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特別是劉漢宗室內部的矛盾。這是《穀梁》學在漢代一度興盛的又一原因。

《春秋公羊傳》雖有強調宗法倫常的內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春秋穀梁傳》則不然。在解釋《春秋·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時，《春秋穀梁傳》認為，稱招為弟，不合王朝禮制，但《春秋》為顯其惡，特意如此，以說明招對骨肉之親的極端殘忍。這些內容，在宣帝之世有著某種現實意義。

西漢立國之初，發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學和《公羊》派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宗室內訌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後當然不能容忍《公羊》獨尊的現象延續下去。

宣帝非常重視宗法情誼和血緣之親，意識到它對鞏固劉漢大統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詔說；“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武帝時行首匿相坐之法，雖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廢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後下令予以廢除。宣帝還多次垂青於那些講究宗法．兄弟間禮讓為懷的臣下。丞相韋賢選定長子韋弘繼承自己的爵位，但韋弘卻因罪入獄。韋賢去世，族人，門生假託其命，立其次子韋玄成為繼承人。韋玄成“壞容貌，蒙恥辱”，假裝病狂，“欲讓爵闢兄”，拒不應召。有些官吏要求懲處韋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韋弘為東海太守。宣帝此種舉動，頗合《穀梁》之旨而與《公羊》相左。《穀梁》學的興盛已經水到渠成。

三、尊王思想
　　對漢宣帝這樣以較疏遠宗法關係入繼大統的皇帝來說，要長期穩住自己的寶座。在注重宗法情誼的同時，又要強調尊王思想。《春秋穀梁傳》中尊王思想的存在，也是《穀梁》學興盛一時的一個原因。近人周予同曾在《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中談及這一問題，但語焉不詳。

漢昭帝死後，因無子嗣，權臣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劉賀姿行淫亂，旋即被廢。接著，霍光又擁立宣帝。可見，宣帝入主漢室，本無任何政治基礎，完全是霍光一手包辦。因此，宣帝即位後一直對霍光“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甚至“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唯恐自己重蹈劉賀覆轍。同時，宣帝對劉賀也很不放心，劉賀被廢后，封國改置山陽都。宣帝曾詔令山陽太守張敞“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張敞深知其中用意，“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得知劉賀無心再起而“不足忌”之後，宣帝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

宣帝的擔心不無道理。從血緣關係的遠近上說，當時比宣帝更有可能即帝位的確有人在。武帝諸子中，除了劉賀，活著的還有廣陵王劉胥。劉胥本人也躍躍欲試，幻想著登上大寶。起初他見昭帝無子，便“有覬欲心”。後見宣帝即位，他更是憤憤不平，說。“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別的諸侯王如楚王劉延壽等，也認為劉胥可能即位而趨附之。“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並寫信給劉胥說：“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雖然劉胥、劉延壽鮮于計謀，又不得朝中權臣匡助，但這一事例表明，宗室貴族中的一些人對宣帝並不服氣，宣帝的寶座當初也並非堅如磐石。

正是鑑於上述情況，宣帝不滿武帝，又對武帝闢土廣地，一統海內的文治武功欽慕不已，希冀保持那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盛勢。他曾詔有司議武帝廟樂；說；“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奏議。”不久他即決定“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置武帝於諸帝之上，給以最高榮譽。宣帝要“修武帝故事”，實現皇權的絕對統治，必然喜歡《春秋穀梁傳》的尊王之說。

四、個人因素
　　《穀梁》學的興盛，除了它有利於當時的封建統治，適應了社會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著很強的個人因素。晉代範寧在談到“石渠分爭之說”時指出。“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此論可備一說。漢宣帝喜《穀梁》，確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遺愛。據《漢書·儒林傳》等，“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於是宣帝“善《穀梁》說”，將《穀梁》學者蔡千秋提拔為諫大夫給事中，“復求能為《穀梁》者”，還派劉向等十多人從江博士和周慶、丁姓習《穀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隨後在甘露三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讓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從中襄助，並親自“稱制臨決”，終使《穀梁》一派獲勝，周慶、丁姓皆為博士，取得了與《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為什麼宣帝去請教韋賢等魯人並聽從他們囿於鄉土之見的建議呢？一是因為以《穀梁》為代表的魯學守先王典章之遺，多聖人流風餘韻，一是因為宣帝與魯人的關係特別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魯國。當初，年幼的宣帝倖免於禍，丙吉見他無所歸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裡，由良娣的母親貞君撫養。丙吉也是魯國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議讓宣帝即位的人。韋賢，夏侯勝都曾在宣帝即位時“與謀議”，出了大力。史高則是史恭的長子，因舊恩封侯得官。可見，宣帝喜《穀梁》，確與其好惡有關。

宣帝善《穀梁》說，又選劉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慶、丁姓學習《春秋穀梁傳》。劉向等都是聰明好學，嫻於辭辯的年輕人。如劉向，二十出頭即“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當時持《公羊》義的博士嚴彭祖等人則略遜一籌，未見有什麼口才。劉向等人出色的論辯才能，是《穀梁》學在石渠會議上取勝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