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在華夏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豐富的內涵，獲得了相應的繽紛表現。毫無疑問，它不愧為祖國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枝具有獨特色彩和香味的奇葩。接下來，一起隨小編來看看吧！
開放與商品經濟是嶺南文化兩大特色
嶺南文化之所以特色鮮明，是與嶺南的環境分不開的。海洋的環圍和五嶺的隔絕，在古代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下起著屏障的雙重作用———利於防禦；弊於阻抑。但是，由於秦朝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逐步形成，又使嶺南文化較早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和周邊文化的影響。在最初促進文化交融的人物中應當突出趙佗的作用，他在兩千餘年前率軍進駐嶺南的過程中帶來了中原文化。此外，周邊文化———如湖湘文化的影響也日益擴充套件。到中世紀的後期，尤其是迄於近代，嶺南還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津樑，海洋文化對嶺南文化的作用趨於明顯。要之，遠古時期的嶺南文化是頗為初始的，與中原文化相較，當時的嶺南文化的差距是明顯的。中原文化跨越五嶺，加上南來部屬與越人結合，才有力地促進了嶺南文化的演變，使之在南北融會中進入新階段。例如，“百越無姓”的狀態就此結束。到了封建社會中葉後，嶺南文化的發展較快，明清以降特別是近代，則在不少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當然，這個過程是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步的。
在研究嶺南文化的內涵和特色的時候，必須充分估計兩個因素。一是開放：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五嶺不再是難以逾越的；航船則使大海成為坦途，利於走向世界。因之，南疆成為開放的前沿。南越王墓的一些珍貴器物（如琉璃等），應當是由外地或異域輸入。從漢代到唐宋之際，內外交流日趨繁密。明清以後，則是對外交流的主要渠道。二是商品經濟：自唐宋尤其是明清以降，廣東的商品經濟頗為發達，珠江三角洲更是如此。佛山曾是古代中國的四大名鎮之一。從封建末期的一些地方誌中的附圖裡可以看到，圩鎮的市場已經頗具規模，行業的劃分佈置井井有條，有出售糧食、副食品乃至棺木的專業街區。近代中國民族資本的頭生子———繼昌隆機器繅絲廠，就於19世紀70年代初誕生在南海縣。創辦者陳啟沅曾是僑商，他提供了資本和技術。無論在內容或形式方面，開放與商品經濟對嶺南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研究中，必須把握社會歷史的“具體流程”，不能僅僅積囿於觀念領域，侷限在範疇之中。所以，在研究嶺南文化時要密切結合社會歷史的演變。廣東的社會歷史程序可以大致概述如下：較為綿長的原始公社時期，不發達的奴隸制，封建制的中後期發展較快，近代則成為劇變的焦點之一。至於嶺南文化的發展，基本上與此相應、同步。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清時期出現了嶺南文化的高峰，而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物的代表又大都誕生於珠江三角洲地區（如以廣州為圓心，半徑都在百公里左右）。
融合與交流是嶺南文化形成之基石
關於嶺南文化基本內涵及其形成過程，論者意見頗為參差。取得的共識可以扼要表述如下：嶺南文化有它自身的根本，源頭上溯到馬壩人、柳江人。氏族文化被較為完整地儲存下來，如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嶺南地區在遠古時期存在著一種初級的、層次較低的“原型文化”，比較容易接受高階的文化———特別是這種更高層次的文化帶有迫納的力度。嶺南文化擺脫“原型文化”的階段，中原文化的傳入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缺乏外力的因素，發展過程肯定會遲緩的。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確認：嶺南文化吸收了中原文化、周邊文化，吸取了海洋文化（包括東南亞與西方），經由融匯、創造而形成和發展起來。就其實質說來，嶺南文化的構成主要乃是三種元素———南越的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合。
嶺南文化能夠比較迅速和順暢地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除了其自身曾經屬於“原型文化”的內因外，還與社會的劇變和震盪有關，即天災、戰亂和其他契機往往形成了催化因素。一般而論，從魏、晉以迄明、清，綿長的中世紀最少發生過四次大移民。大量來自中原地區和其他省份的移民進入嶺南，對當地的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力地促進了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中央政權的統轄，也把中原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推行到嶺南。中央集權和大一統觀念，在嶺南文化的合成過程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由於政局變動所導致的重要人物的流徙，顯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作為放逐地的嶺南，確是接受了許多流放者的返饋。韓愈被貶到潮州不足一年，其影響卻是頗為深遠的。人們對這位大家所帶來的最高層次文化的回報則是“山河為之易姓”，今之韓山、韓江是為明證。這些文化大師遭到流放“煙瘴之地”的處分，在他們的生涯中自是悲劇的一幕，但對嶺南文化的交流和促進，卻是功不可沒。
在剖析嶺南文化的過程中，應當充分注意到這個區域的濱海性———無論從地緣考察，抑或從人文環境探索。“門前潮汐家家海”和“華夷估舶自成群”，無疑對嶺南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無可置辯的事實是，漢代的徐聞港已經相當繁榮，唐代中葉已有“廣州通海夷道”的名稱。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則是以番禺為最早的、最繁榮的出海口。嶺南城市文明的發展，也是與對外交流頻密不可分的。可見，交流對嶺南文化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黑格爾曾斷言中國沒有海洋文化，無疑是有悖於史實的。
知識精英的積極作用須予重視
在嶺南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過程中，知識分子起了積極的作用。歷史上許多思想家、學者、藝術家和政治家等的活動，促進了嶺南文化的發展。當然，文化歸根結底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但是，沒有專業性的文化活動，很難想象能創造出精英文化。
這裡僅舉出兩個例證：其一，是中國佛教禪宗南派的開創者惠能。惠能所開創的禪學本身具有嶺南文化的特色，又給予嶺南文化以反作用：它所具有的平民化、市俗化和人的真心本性即佛的觀念，表現出對於傳統佛教的某種背離；其二，是著名的理學大師———江門學派的開創者陳白沙。過去對他的學術地位和作用評價偏低，原因之一是他主要僻居於嶺南。其實，他的造詣不遜於王陽明。江門學派帶有思想解放的意味，強調治學要貴疑，主張面向自我和自得，學問不要為傳統所錮蔽。江門學派是一個重要學派，在理學的各派別中頗具進步意義，對廣東和知識分子思想的開拓，曾經起了積極作用。
至於嶺南歷史進入近代之後，文化領域中更是群星燦爛，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潮洶湧澎湃，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也是成就卓著。優秀的知識分子群體，對嶺南文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與其相關的個案考察，顯然是嶺南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
豐富內涵造就絢麗多彩的文化形式
嶺南文化具有豐富的內涵，獲得了相應的繽紛表現。這裡既有雅文化、精英文化———如江門學派、嶺南畫派，又有市井文化；同時，還要顧及獨具特色的民俗所體現出的文化，如自梳女、結金蘭會和不落夫家等等。這些風習包蘊著社會文化內涵，即婦女在舊制度下被壓在底層，部分地區的婦女採取了畸形的反抗，不結婚或婚後不到夫家，並建立起自助的組織。當然，這種體現了社會文化的風習大體只能存在於珠江三角洲；那裡比較富裕，商品經濟發達，婦女能夠找到工作崗位（如繅絲工），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青年時期積攢一些錢財，晚年時期則可家居，對於民俗文化不能輕視，它直接表現了特定群體的社會心態。
嶺南文化中的藝術部分，頗具特色，以粵劇、潮劇和漢劇為例，它們紮根於南疆，又吸收了中原和周邊文化，漢劇的語言就很值得探研。
堅持嶺南文化“新、實、活、變”本色
綜觀嶺南文化，學者對其現狀和走向的認識不盡相同。大體說來，嶺南文化的近現代趨勢無疑是中西交匯。它與西方文化形成了“相倚”和“相輔”的關係，開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風氣，導致傳統的文化架構蛻變為中西交匯的文化架構，近代嶺南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演變，商品文化的表徵，開放與變革的觀念，傳播媒介的發達……都顯示了新的文化架構的內涵和風貌。從地域覆蓋而言，這種轉換由城鎮逐步伸展到農村。
在上述演變過程中，當前面臨著並非新的重大課題：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吸收有益外來文化。只有處理好了這兩個原則性的問題，才能使得嶺南文化健康發展。在這裡，批判地繼承是不能淡化乃至捨棄的，容納糟粕必將造成汙染，以致最終戕害了文化。
應當指出，鄙視近代文化傳統的論調是不可取的。因為近代文化傳統更為豐富和更為迫近當代社會生活。鴉片戰爭以後，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潮被介紹和檢驗，社會主義則成為人們的最終歷史抉擇。文化領域的其他方面，亦復如此，拯救和發展中國成為主旋律，獨立、民主和富強則是為之奮鬥的課題。這種優秀的、具有現實意義乃至普遍意義的文化傳統，應當珍視和弘揚。
嶺南文化有它的特點，必須科學地把握，既要肯定它的優點，也要指出它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它的健康發展。嶺南文化的型別是否可以這樣概括：它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平民傾向的世俗文化、市民文化、商品文化，或是概括為幾個特性：重商性、開放性、相容性、多元性、直觀性、平民性、非規範性。這樣論述可能有些繁瑣，所以簡括為“新、實、活、變”四個字。這種論斷也許並不全面，但就總體來說，同其他地區類比，與中原地區相較，是否可以認同這些特點。要之，希望共同研討以推進嶺南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