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存在對中國政治文化影響深遠。法家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而我們所熟悉並且崇尚的儒家文化則更像是政治溫柔的一面，你對法家文化了解多少？你知道法家文化的特點有哪些嗎？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法家文化中的“和文化”元素
說到歷史上的法家文化，大家會想到法家的嚴刑峻法，都會認為法家是冷酷無情、鐵面無私的。但是我們仔細研究法家文化，觀察法家的形象，卻會發現法家思想有很濃郁的人性色彩和誠信價值，具有平等和尊重人格的義利觀念。
中國歷史上的法家文化，也是非常講人性的。在法家文化的倫理思想中，其主題色彩就是主張人性論。首先我們看看法家的思想基礎。在法家看來，人的“好利惡害”、“趨利避害”、“保護私我”是古往今來人人固有的本性。法家認定人的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從傳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就要求根溯源，看看法家是如何看待人性的。
中國古代法家思想的“正本開源”應該是起於荀子，荀子先是學習儒家理論的，不過後來的法家多出自他的學生。人們把荀子看做是孔子思想的繼承人，認定他是孔子最忠誠的後世學生之一。不過他也一定接觸了道家思想，他是在深入學習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研究了人性學理論。荀子是中國古代人性學成果最有特殊價值的思想家之一，他是百家爭鳴時期唯一提出性惡論的思想家。他為什麼提出性惡論呢？
荀子認為天乃自然，天沒有理性、意志、善惡，天無好惡之心。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他認為自然的變化與社會的治亂吉凶沒有必然的聯絡。他認為凡是善的、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人努力的產物。價值來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所謂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謂“生之所以然者”，荀子根據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了最著名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相反。
《荀子·性惡》說人：“目好色，耳好聽，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說人的眼睛喜歡欣賞美色、嘴巴喜歡品味美食，心裡會生貪慾。身體生理喜好娛樂愉悅。這些都是人的本性使然。荀子認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人才產生了財產佔有慾和好利之心。人性生而有各種慾望，貪慾、淫慾、權欲、佔有慾，滋生出邪惡欲，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
法家的人性論觀念是對荀子這種人性惡思想的承續。荀子的性本惡思想主要表現為：人的感官慾望呈現無法滿足狀態，伴隨一生。人永遠不會滿足的，得到了還想得到更多，佔有慾永遠沒有止境。他認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產生了人的無法滿足的財產佔有慾和好利之心。
《荀子·榮辱》中寫道：“人之情，食慾有芻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是啊！人的慾望無度，食有山珍海味，穿有綾羅綢緞，出行有豪華馬車，還想積攢巨大財富，過上如此豪富的生活仍舊不滿足，還想望更富有。同時還認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榮而惡辱，從堯舜那樣的帝王到普通老百姓都沒有什麼差別，而人世間最值得榮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權利。為人貪慾者最大的貪慾是對權力的渴望，是為權力而生的慾念，生而想佔山為王，佔國為上君，不甘為臣下。他在《荀子·王霸》篇裡這樣說：“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認為人的這種本性，是不盡合理的，應該在社會實踐中進行矯正，也就是要做到“化性起偽”。《荀子·性惡》：“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荀子在這裡一語破了人類社會的本質——人類的文明就是用各種禮義、法律、制度等去引導人的自然本性，即監督、制約、修養人的本性，使之樹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念。
法家先驅及代表人物管子，也談到了這一人性論思想。《管子·禁藏》說：“夫凡人之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管子說人人都好利而惡害,每個人都在追逐名利，所以要使臣民服從君主的統治，僅靠懷柔的禮治手段是達不到的。人性有好惡，才有治民的可能，要設賞立罰，對順應服從法律制度的事予以獎賞，反之，則採用懲罰的手段治理。
歷史記載商鞅在《商君書·算池》中說：“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的，人的整個一生都會在追逐名利中度過，人的所有行為都會受制於好利的本性。這種人的“私權利”本性論應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經濟上就是追求田宅。《商君書·錯法》中指出了統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論實現自己的統治，商鞅說：“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
戰國後期的著名法家韓非的人性論，也是受了荀子的性惡論的影響，同時，也繼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觀點。韓非根據人的食慾，論述人本性，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每個人都有欲利之心，否則人就無法生存。食慾、性慾、好利慾、享樂欲，都是人本性中固有的。人的任何行為都受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韓非認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以忠信仁義相待，是不可靠的。《韓非子·難一》：“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韓非的人的社會關係論，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人文思想的水平，達到了近代對文明認識理解的水平。接近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認識水準。其實真的是這樣的，父子關係也不僅僅是血親和親情關係，社會上的上下級、同行、同事、即使是互相不認識的經紀人、老闆、職員、消費者，甚至家庭成員之間，都有“計利”的關係，互相有經濟生產和財產結算、利益分享和財富支配的關係。
要很好地解決這些關係，就需要採用一系列和諧的政策、辦法，措施，來加以解決。而且更要正視對人性的修養和薰陶。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並不是冷峻到家的不循情的人，他們更注重人性之情的正面能量，他們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立法以嚴，執法以誠。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事實上，他們完全是靠“立誠信”為變法打下基礎的，他們懂得只有用誠信才會贏得民心，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
吳起在魏國擔任西河長官時，為了取信於民，在一天夜裡派人在都城南門外豎立一根表杆，並在城中公開宣佈：誰能將這根表杆推倒，就讓他當官。百姓聽到後多數並不以為然，也有人認為不妨一試，如果得不到賞賜，也沒有什麼損失，於是就去推倒了表杆，吳起則當即宣佈了對這位推到表杆的人的任命。自此以後，魏國軍民對吳起實行的法令不再有所懷疑了。這裡吳起不是以選人才的標準來用人，他是個以獨特一次用人的事，來支撐自己的誠信之治，當然他對那個敢於推到表杆的人，會合理使用的。這裡只是說明吳起靠誠實守信，才受到老百姓的擁護，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戰國時代，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他怕百姓不相信國家的改革法令，於是就決定在都城城門前，豎一根三丈長的木杆，公開宣佈誰能搬走木杆，就賞給他五十兩銀子。當有人搬走後商鞅馬上兌現，並且在同時頒佈了變法政令。
法家堅持人們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的物質基礎有著直接且緊密的聯絡，當社會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時，人們就會行仁義、講道德。當社會陷入經濟危機時刻，特別是物質財富很匱乏不足以養民了，天下就很容易陷入混亂中。所以法家治理社會也是“綜合治理”，不是片面的搞法治，首先是抓經濟建設，然後是制度建設，還要緊跟搞好思想道德建設。三方面都不鬆懈，社會才會進入真正的文明狀態。這些用文化來表達：經濟是物質文明、法治是制度文明、思想道德是精神文明，你看一下兩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境界與今天的我們相比，有多大差距呢？他們的文化，就是地地道道的和諧文化，也是中國和文化的重要部分。
這裡還需要向大家說明的是，法家思想的精髓，就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精髓。法家完全吸收了儒道兩家文化的精髓，不是片面地吸收、部分的吸收，而是全部地吸收了。過去我們研究法家文化，往往忽略法家思想的起源。他們遵循的是人性本原，依靠的是道家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闡述，得到的對人性的自然性的深刻理解。人性的自然性，就是充滿慾望，需要自我抑制，用什麼抑制？個人要有修養，社會要有制度。但是僅有制度還不夠，那就是要用儒家的仁愛思想，行三綱五常之禮，做人以仁孝為先。用儒家教育人的理念，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人文環境。
小結：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