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文化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發展。構成中國農業文明的獨特性要從很多方面來分析，如：土地因素、人口因素、氣候因素、水利因素、社會因素等等，而且缺一不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在於“人”。究竟傳統農業文化與中華文明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一起來看看。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這不僅體現在農業文明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本身也反過來加強了農業文明在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中國的定居農業大約起源於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在黃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遺址儲存有古人種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長江流域的河姆渡遺址儲存有古人種植的稻穀。中國古代傳說的“神農氏”時期，其主要標誌是農業經濟的發展。《白虎通》說：“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新語》說：“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這些資料都是中國農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農業文明涉及到人口、土地、氣候及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構成了中國農業文明的獨特性。
土地因素。
土地是農業文明的母體。誰更多地佔有了土地，誰就更多地佔有了生存的主導權。在農業社會，正是諸如人們擁有的土地所處的自然環境、擁有土地的數量與質量，擁有土地的方式，土地的耕作方式等因素將人的不同社會地位以及人在社會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區別開來。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大都圍繞著土地這個最為核心的農業文明的要素來進行。
眾所周知，西周時期實行井田制，與之相適應的是各受封諸侯國向周王繳納“貢賦”。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主要標誌是鐵器時代的到來和牛耕的推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井田制逐漸瓦解，各諸侯國通過變法承認土地的私有權，並實行了與之相適應的按畝納稅、重農抑商等賦稅制度和經濟政策。
春秋時期的土地改革，引導了整個中國社會大變局的序幕。我們不必提到歷朝歷代數不勝數的土地改革，就是到了現代中國，土地仍然是主導社會變革的核心因素。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國共內戰中，土地制度改革成了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致命武器之一；而1978年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也是從土地承包方式的改革開始的。
人口因素。
土地供給能力的有限性與人們無節制、無休止佔有土地的行為始終是一對無法克服的矛盾。中國是一個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非常適宜人的生存；加上農業經濟與遊牧經濟相比，在同樣面積的土地上所供養的人口顯然要更多一些，因而中國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從中國古代文獻資料看，中國遠古時代部落眾多，大禹治天下時，僅諸侯就有“萬人”之多。由於生產工具簡單原始，農業耕作只能侷限於土質鬆軟的沖積平原地區。自上古至春秋時代，中國人口主要集中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人口極少。
氣候因素。
中國幅員遼闊，氣候受大陸、大洋的影響非常顯著。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少雨的季風氣候是中國氣候的顯著特點。中國氣候雖然有許多方面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但災害性天氣頻繁多發，其中旱災、洪災、寒潮、颱風等是對中國影響較大的主要災害性天氣。中國的旱澇災害平均每年發生一次，北方以旱災居多，南方則旱澇災害均有發生。在夏秋季節，中國常常受到熱帶風暴——颱風的侵襲。在中國的秋冬季節，來自蒙古、西伯利亞的冷空氣不斷南下，冷空氣特別強烈時，氣溫驟降，出現寒潮。寒潮可造成低溫、大風、沙暴、霜凍等災害。
水利因素。
水是農業文明的靈魂。當水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農業資源時，水是農業的命脈；當水成為一種災害時，水是摧毀一切的可怕力量。自古以來，治水一直是中國人關心的頭等大事。傳說大禹為整治水患走過全國很多地方。在古代部落林立，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作為“政治”人物到達任何一個部落，尤其是不完全為其所轄的部落都會有極大的危險。也許只有在治水這樣的“民生”問題上，各部落才有可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說，治水的過程，就是文化交流的過程，也是文化傳播與文化融合的過程。
社會因素。中國社會政治因素對農業文明的影響十分巨大。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王朝興衰的週期律，每隔數百年甚至不足百年的時間，就會發生王朝更替，導致社會大動盪。由於政治集團與利益集團對農業資源無休止的佔有，下層人民擁有的農業資源在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卻又承擔更多的義務，直至無法生存下去。當動亂髮生時，人口就會大量減少，人們的生產活動也會相應減少，人民生活往往極為痛苦。
那麼，農業文明究竟如何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呢？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過影響“人”而改變文化結構的。農業文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主要是圍繞農業文明與“人”之間的關係來進行的。
人與“天”的關係。
農業文明的最大特點是離不開“天”。在古代自然科學十分落後的情況下，農業是靠“天”吃飯的。人們無法解釋複雜的氣候變化現象，往往把“人”與“天”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農業文明與氣候之間的關係，代表著“天”“人”之間最現實的聯絡。由於中國農業具有精耕細作的特點，人不能僅僅通過對“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須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主要是一種自然意義上的“天”。“天”雖然是一種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中國人心目中的“天”與西方的“上帝”人格神崇拜有著本質的不同——“人”可以通過自己的道德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與“天人和諧”體現了農業文明主導下的中國人必須適應客觀規律的變化，這正是中國式經驗哲學與實用主義理性思維對於“天”“人”關係的總概括。
人與自然的關係。
農業文明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農業資源在空間上的相對固化。通俗地說，人相對固化在土地上，通過耕種土地獲得生存的條件。農業文明的人口“居有定所”與遊牧文明的“居無定所”是明顯不同的。遊牧民族的流動性，決定了人與土地的關係只是一種相對的關係，土地是無法被固定佔有的，連國家也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由於農業文明人與土地的相對固化關係，能否擁有土地是人能否生存下去的首要前提，因而，如何更多更久地佔有土地等農業資源便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的佔有慾。為了爭奪土地等農業資源，衝突乃至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春秋時期，周天子威信漸漸降低，很多有勢力的諸侯依次採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來開展兼併戰爭。他們經常打著“勤王”的旗號，事實上是想取得自己稱霸諸侯的目的，並非真正幫助周王樹立天子威信。各國征戰不止，其核心還是為了佔有更多的土地等農業資源及其所體現的國家主權。一些勢力強大的諸侯國總是通過不同方式佔有別國的土地和人口，而一些弱小的諸侯國不得不被迫割讓“城池”以求苟安，直至最後被消滅。“春秋無義戰”指的就是假“勤王”真爭霸的意思。因而，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人佔有慾大爆發的時代，無論是諸侯爭霸，還是諸侯國內的宮廷政變，都是赤祼裸地為了佔有更多的現實利益。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由於人與土地之間的相對固化關係，生存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們之間便有了不可迴避的“關係”。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是十分鮮明的，往往需要通過集體協作的方式來進行。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家族之間，人們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結成了血緣紐帶關係。生活在同一個村社的人們，由於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結成了形形色色的關係。中國農業生產中，常常遇到各類災害，單一家庭、家族，甚至一個地區的人們也無法抵禦農業災害的侵襲，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更有效地征服大自然。
歷史上很早就有中國人團結協作共同抗禦自然災害的故事。傳說鯀治理洪水9年失敗，其子禹復治水13年，反映了上古人民連續數十年疏導江河、協力治水的事蹟。鯀、禹治水與隨後早期國家的形成有其內在的聯絡。當時，禹平水土，可能出於公共事業的物質需要，觀地定賦，任土作貢，殊方各進。隨著人們戰勝自然能力的增強和財富的迅速積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國家也就相應產生了。正是共同對付自然災害的需要，家族/部落式的低階落後的社會組織形式才逐漸被打破。農業文明凝結的集體主義精神，無疑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如何更好生活在農業社會中，是中國人最為關心的大問題。農業文明的生產效率在遠古時代應該說是比較高的。歷史事實表明，社會只要能夠穩定3、50年，中國就會變得空前繁榮。人口於是大量增加，同樣的土地所供養的人口規模也會相應增加；加之統治集團由於財政供養人口的大量增加，分攤在每一塊土地上的負擔也會相應增加。這樣，社會就會發生動亂。由於內耗，導致了人口大量減少。王朝興衰的週期律與人口增減的週期律是基本同步的。社會大亂則人口大減，社會小亂則人口不減，社會不亂人口則會增加。
中國曆代統治者都高度重視農業，抑制工商是政治上的一貫做法。工商文明是對農業文明的有益補充，也是寄寓在農業文明之中的活的靈魂。限制工商文明的發展不僅抑制了人口的流動性，更是箝制了思想的自由性。中國人的眼睛裡只有自己所看到的“一畝二分地”，鬥爭的戰場始終圍繞著這“一畝二分地”來進行。這種內傾式思維方式讓中國人世代固守在農業文明的鐵屋子裡，防守著心中那千年不變的土地與“家”的存在，構築著“家天下”的萬里長城。對於外界的變化不關心、不瞭解，更沒有遊牧民族那種外向型進攻意識，絕不放棄農業文明所孕育的經驗式保守價值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