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下五千年，在這歷史長河中，有民族崛起，有民族沒落，就像潮漲潮落般在歷史的舞臺上爭奪一席之地。錫伯族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他們又經過歷史怎樣的洗練呢？現在就一起走進錫伯族的歷史一探究竟吧！
一、起源
關於錫伯族的族源，佔主流的是鮮卑說，女真說，持女真說的學者還具體指出錫伯族源於女真瓜爾佳氏蘇完部，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錫伯族最早起源於高車部色古爾氏，發源於貝加爾湖南部的蘇古爾湖，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遠征高車後，始遷嫩江流域。
二、古錫伯國
“從金天輔六年（1122年）至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雙陽錫伯國共存在466年。金代的錫伯國是由錫伯人、四部中的小黃頭女真部被金廷遷入雙陽後建立而形成的。“錫伯部強盛時，永吉、磐石、樺甸、伊通以及長春、吉林兩市的邊緣地帶，皆為其領地。”所謂海西四部，即扈倫四部（葉赫、輝發、哈達、烏拉），就是錫伯國（扈倫國）。
三、金元時期
12世紀下半葉，蒙古在統一東北過程中，錫伯同女真一起抵抗蒙古軍，不少人逃入人煙稀少的森林，成為後來史稱“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戰爭中，洮兒河、綽爾河流域錫伯部族的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不少農業用地被闢為草原牧地。蒙古統治者將錫伯、契丹、漢族等列為第三等人，一方面為蒙古貴族及統治者服無償勞役，另一方面在政治、軍事上受到控制。元代，泰州等地的錫伯回到綽爾河、洮兒河流域，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屬遼陽省管轄。
四、明清時期
明末，兀良哈三衛蒙古大部南遷，科爾沁部擴張到兀良哈三衛地區，洮兒河、綽爾河等地區為其控制，自此，錫伯部又處在了科爾沁蒙古統治之下。
明末，女真建州部崛起。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科爾沁部聯合錫伯、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卦爾察、朱舍裡、訥殷8部，以抗擊努爾哈赤，結果九部聯軍敗績，史稱“九部之戰”。此後，努爾哈赤用安撫手段，對主動歸服者賜予“佛滿洲”（佛，滿語意舊）之稱，與滿洲一視同仁。不少錫伯貴族投奔努爾哈赤，即歷史上的“錫伯滿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職，被稱為“錫伯世管佐領”。九部之戰後，努爾哈赤根據盟旗制度將科爾沁蒙古分為十旗，錫伯部被編入科爾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爾沁蒙古將錫伯、卦爾察、達斡爾等14458丁口“進獻”給清政府。自此，錫伯等部被稱為“伊徹滿洲”（伊徹，滿語意新）。
錫伯部重新整編為65個牛錄，分別調往齊齊哈爾、烏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納（今吉林省扶余地區）等地駐防。這是錫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遷。此後，又移防到盛京所屬的開原、遼陽、義州、金州、興京、牛莊、撫順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順天府，部分留駐京師，分配到滿蒙八旗當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準噶爾之亂後，清政府為了加強伊犁地區防務錫伯族西遷，從盛京將軍所屬的盛京、鳳凰、遼陽、開原、牛莊、廣寧、熊嶽、復州、岫巖、金州、蓋州、錦州、義州、興京和撫順15處抽調錫伯官兵1020名，連同眷屬4000餘名（內有路途上降生350餘人，跟隨而來405人），分成兩個隊，分別於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瀋陽出發，沿北方蒙古高原驛路，戰風沙，抗洪水，忍飢挨餓，艱苦跋涉一年多時間，於1765年8月分別抵達伊犁惠遠境內。伊犁將軍隨即將原編10個扎蘭（隊）縮編為6個旗（牛錄）。1766年春，遷移到察布查爾地區，將六個旗擴編為八旗，組建錫伯營，成為“伊犁四營”（索倫營、錫伯營、察哈爾營和額魯特營）之一。錫伯營是集軍事、行政、生產三項功能於一體的組織，在其經歷的145年曆史程序中，為建設邊疆、抵禦外侵，作了巨大的貢獻。
錫伯族軍民遷駐伊犁河南岸後，自耕自食,開始在察布查爾各地修渠引水、開荒種地.其中有3個牛錄的軍民在伊犁河支流——綽霍爾河兩岸安營紮寨，引該河水開墾土地1萬畝,解決了錫伯營自身的口糧問題。同時，以清政府借予的馬、牛為基礎，創辦了營辦“馬廠”和“牛廠”。
18世紀末19世紀初，錫伯人口逐年增多。時任錫伯營總管的圖伯特根據軍民的意願，決定在綽霍爾河南開鑿一條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擴大耕地面積。經過6年時間的艱苦勞動，終於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該渠東西長100餘公里，渠深1丈，寬1丈2尺，時稱“錫伯渠”或“錫伯新渠”，後稱為“察布查爾布哈”（察布查爾渠，錫伯語，意為糧倉渠）。該渠一經鑿通，自最東面之鑲藍旗至最西面的鑲黃旗各牛錄，增加新墾耕地78700多畝，自此，錫伯營軍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轉機，察布查爾地區荒涼麵貌開始改變，錫伯營成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區。
索倫營為伊犁四營之一，由達斡爾和鄂溫克族組成。嘉慶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政府自錫伯營抽調260青壯年戶1279人主要補充到索倫營西四旗。清末，索倫營錫伯族已佔多數。在駐守臺站、防守卡倫、開發邊陲、平內攘外等活動中，錫伯族軍民與達斡爾、鄂溫克族軍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貢獻。
1883年清政府在恢復伊犁惠遠城滿營（時稱舊滿營）的同時，又設立了新滿營，錫伯營當即為新滿營輸送了3200名壯丁，維護惠遠城的社會安定。光緒末葉，八旗軍民口糧供應緊張，伊犁將軍採納錫伯營總管色普希賢選派錫伯官兵去鞏留（當時稱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議，於1896年在屯墾的基礎上開始大規模興修水利、開墾荒地、興建村舍和兵營，當時稱為“兵屯”。鞏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後，錫伯族官兵解甲歸田，安家落戶，現鞏留縣的錫伯族居民就是其後裔。
1884年，新疆建省，錫伯營八旗建制正式恢復，駐守臺站、卡倫、巡邊查界，並恢復生產。楊增新取得新疆統治權後，仍然保留清代錫伯營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終廢除錫伯營舊制。
五、民國時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居住於新疆的錫伯族人民和當地兄弟民族一起積極響應，但鬥爭果實被封建軍閥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所篡奪，錫伯族人民又處於他們的統治之下。
1944年，錫伯族積極投入三區革命，組成“錫伯騎兵連”。塔城和霍城錫伯族也相繼組成
錫伯騎兵連武裝隊伍，參加各次戰役。
1949年新疆錫伯族與東北錫伯族同胞一道同步邁入社會主義社會。
錫伯族被清政府編入八旗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屯墾種田、自耕自食的同時，還擔負著守衛邊疆、平定內亂、抵禦外侮等重任。
六、新中國時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各地錫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會主義新時期。錫伯族人民在黨和政府的支援和幫助下，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化，錫伯族地區經濟社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從解放初開始，錫伯族地區的煤炭、農機、皮毛、食品加工等廠礦企業，逐步興建起來。改革開放後，又興建了軋花廠、煤化工企業等新興工業企業，經濟結構不斷改善。科學種植得到農民的日益重視，農作物產量年年提高，多種經營已很普遍。在察布查爾渠的基礎上，“察南渠”已放水併產生經濟效益。國家投巨資的“南岸大渠”建設專案也在興建之中，改革開放後，一些年輕人走出封閉的環境，開始涉足商貿領域。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群眾的生活狀況明顯改善。
新中國成立後，錫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醫務工作者根除了“察布查爾病”，開始出現了人丁興旺的新氣象。從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內，錫伯族人口已增長了一倍多。錫伯族地區已經基本建成一個覆蓋城鄉的醫療體系，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和醫療手段基本完善，各類防病及預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見病、多發病均能夠在鄉鎮一級醫院就治。廣大農民的防病治病知識及健康狀況在不斷提高。在察布查爾縣廣大農村地區正在試點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此外農村“五保戶”、貧困戶等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也日趨完善，農村社會的和諧程度大有提高。
錫伯族歷來重視教育工作。過去，家裡窮得即使到了揭不開鍋的程度，也要保證子女上學，最起碼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國成立後，各鄉鎮的國小、初高中教育機構相繼完善。改革開放後，本民錫伯族學生族地區的辦學硬體水平不斷提高，教職工素質顯著提高，各種現代化教學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體教學手段已被廣泛使用。到2006年，在全疆錫伯族民族中國小有17所，其中國小12所，中學5所，另有職業高中1所、教師進修學校1所。1978年之後，根據自治區《關於恢復錫伯文使用和恢復錫伯語文教學的通知》，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8所、鞏留縣2所、霍城縣伊車嘎善錫伯族鄉1所、塔城市喀爾哈巴克鄉1所共12所國小恢復錫漢雙語教學。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察布查爾縣還派相關人員，分別到塔城市喀爾哈巴克鄉、瀋陽新城子區興隆臺錫伯族鎮國小教授錫伯語，受到較好效果。隨著教育的發展，一批又一批錫伯族幹部和人才湧現而出。到2005年，新疆近3．5萬錫伯族人口中，在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單位工作的人員已超過3300多人，被錄取到重點院校的考生人數也逐年增多。
